新闻单位制作纪录片(新闻与制作专业的就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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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片与新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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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实记录社会和自然事物的非虚构的电影片或电视片都是纪录片。纪录片英语为documenl，这个词的意思是文献、公文、证书、证件、凭证等。都有不可伪造的意思。国际纪录片电影大师伊文思不止一次地说过，纪录片把现在的事记录下来，就成为将来的历史。纪录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非虚构性，不论是纪录人物，还是自然景观，都是如此。法国《电影辞典》对纪录片是这样定义的：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称为纪录电影。美国《电影术语汇编》中，纪录片的定义是这样的：“纪录片是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有说服力的主题，它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增加作品的感染力”。我国“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关于电视录片的定义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记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性，首先表现在它的非虚构性，他录片所拍摄的必须是真人真事，其次，纪录片创作的基本手法是纪录，而不是扮演。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断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是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纪录片又可以分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

电视纪录片创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纪录片通过多种的纪实手段可以深刻地达到解释历史、分析现在、导向未来的作用。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被赋予更多的历史使命,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审视再现了华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无疑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电视作为一种廉价的娱乐消费手段,可以很轻而易举地为政府提供宣传平台，为社会描述主流价值取向。可以说真实性和纪实性的特点使纪录片成为众多类型片中的贵族，我们相信，一部拥有真实画面语言的纪录片，对人心灵深处的震撼是超过同样分量的报告文学或其他纪实文学体裁的。

自打纪录片诞生之日起, 便有流派与定义之争, 经常可以在英国和西方的专业杂志上看到不同大学的纪录片研究学者，为了某一部作品是否划入纪录片范畴,或者到底划入那一类纪录片范畴而争论的头破血流。其实这些并不奇怪,从争论的源头上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那努克》，就是一部完全摆拍、导拍的片子。如果其不是仅仅纪录了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状态，而是具备一定的戏剧化矛盾冲突,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原始的电影故事片。

纪录片形式传入中国之后又在流派定义之争的基础上，附加了 “纪录片与专题片”的界定之争, 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唇舌之战似乎也都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其实,西方电视传媒本是没有专题片一说的, 专题片可以说是中国国情下的特殊产物, 讨论其界定的意义似乎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如果集中精力对比讨论一下中西方纪录片的几种特殊形式及其特点,也许会对我们今后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启示。

新闻性专题vs特别纪录片(the special documentary)

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是国内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流宣传片种, 一般是按宣传口径行事，主题先行，它的最主要两个特点就是时效性强和主题鲜明。因此新闻性专题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许多创作者的主观倾向性, 观众欣赏起来很容易得出同一种结论或者感受, 这无疑是社会的需要。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对真实人物背后或者事件侧面的不同角度的审视与洞察,但是从传播学 “编码(encode)与解码(decode)”的角度上来讲非常成功。作为“喉舌”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片子的存在,特别在中国,完全有必要并且是十分重要的。

特别纪录片(the special documentary)的片种，是西方媒体对特别事件,重要人物和重大活动量身定做的一个片种。它同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性专题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两者首先在题材选择上非常类似，对人物或事件的报道，往往要根据现行国家的需要进行选择，那些具备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精英人物或者中坚份子(elite),多为拍摄对象。这样的纪录片在西方，被称为特别纪录片，一般来说不是创作者的自由创作作品,大多为指令性产品。但它又有其独特的视角：比较讲求认识价值；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义；同时要求对现代事件、大型活动、时代潮流、社会风尚、风云人物进行完整的纪录。在时效性上它较之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慢一拍，一般在事件息事宁人后再搬上屏幕。

特别纪录片在制作和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技、音乐、对话、模拟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节目时长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这样，西方的特别纪录片较之我国的新闻性专题，更具有艺术性和灵活性。

近些年来，西方的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视界格外引人注目，举世瞩目的重大活动,奥运赛事、奥斯卡等电影节日的发奖仪式,环保等重点社会活动、巴以冲突,外交风云等活动的纪录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厌的趋势,如果用简单的几个字来形容特别纪录片：就是 “回顾”与 “深度”。而我国的新闻性专题则是 “时效”与 “宣传” 。美国波士顿爱默森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认为，特别纪录片的兴起弥补了特别报道的不足。而我国的新闻性专题则以时效快、宣传及时为长，两者各有优势。

你说呢？区别都分不出来？还看。。。记录片与新闻片的区别

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包括哪些主要步骤

剪辑，特效，调色，配音中国纪录片的成长和萎缩

《我们的留学生活》和它的制作人张丽玲近来因有报刊指其“作假”而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新闻榜上。这其中的琐碎是非不是我们关注的，但是这件沸沸扬扬的官司或“准官司”为我们回放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提供了一个话由。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1年的《望长城》，而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这实际是两条不同的线路，我们都要去追溯。

在某种意义上，《望长城》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像纪录片的纪录片，长镜头，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而不是朗诵者、宣示者）主持人。很快成为一个范本，被跟从者效仿。这个范本的修正本或缩写本，则是1993年改版后的《生活空间》。而此前出现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纪录片编辑室》，则是相对独立的范式。虽然在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元素，但它们的相似不是或更多的不是互相的参照，而是导源于对国外纪录片的引进学习。

独立制片人蒋樾曾经为《生活空间》制作过30多条10分钟的短片。其中一个片子说的是国棉三厂一个女工早晨上班挤车的全过程。她的上班时间是7：30，早晨5点出门，换了单程倒了四次车，但赶到单位还是迟到了。

这样的片子当然是触动人心的。但独立制作者们在看了外国一些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后，就再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简单的记录了。日本小川绅介和美国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纪录片人从他们那儿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对现实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很快沉淀到底层的生活中去，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人全都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做一部片子，他们更耐心和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最真实、最有质感和最有意味的生活场景。康健宁的《阴阳》、吴文光的《江湖》、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蒋樾的《彼岸》等篇幅较长的纪录片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这些以独立制作的方式拍摄的作品取消了从前惯用的宣传片里的诸如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更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 ————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问题，毫无疑问，朴素的形态和日常场景中蕴藏的深度使它们更接近正宗的纪录片。对于他们来说，走马观花地拍，等于是把好端端的题材浪费了。段锦川在一次访谈中就批评了某电视台拍摄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题材挺好，但是拍得非常糟糕，太仓促了，三天五天拍了一次，过了一个月又去拍了两天，就完了，弄了一个50分钟的。”段锦川的100分钟的《八廓南街16号》拍了一年，杨荔钠的《老头》拍了两年半，剪了半年。

标志着中国新纪录片进步的，不仅有理念和形式的本质转变，也有纯粹的技术的更新。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记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个人化，摄、录、编剪可以很轻松地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制作人可以更从容更自如地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它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吴文光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个人方式，拿着像笔一样小巧的dv机，他可以像作家写作一样做纪录片，他甚至开始用dv机来做日记。这种变化已经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这意味着很多新的可能性。

纪录片在前进，但纪录片的市场却在萎缩。比起九十年代初的一派繁荣，今天的纪录片似乎长时间地处于低谷状态。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最雄辩的证据就是纪录片没人放也没人看了。当年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我们的留学生活》能够创下那么高的收视率，按照一位资深纪录片人的说法，是因为制作者很能吃透国内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全力迎合，她提供的是国外也很流行的“肥皂纪录片”。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

其实纪录片不能成为收视的热门，在国外也是正常的，即使传媒发达如法国也只有一家电视台专放纪录片。但以中国纪录片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大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它实在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又压到了作者的箱底。随着纪录片栏目的日渐萎缩，电视台对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早已不像90年代初那么大张旗鼓。靠纪录片的制作者自己拿着录像带和高清晰的机器跑到酒吧和大学里去放映，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的留学生活》虽然是本期专题的话由，但是几乎不可能拿它作为样本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这一“事件”的许多情形截止到目前并未澄清。我们借用另一相似的版本来看。1993年发生在日本nhk的“作假”事件。著名的“nhk特集”中播出了《喜玛拉雅深处王国———木斯塘》，创作人员中有人向传媒揭露了其中的“作假”，引起巨大震动。nhk的会长震惊之余，在没有充分查实“作假”的情况下，就在电视上发表了“谢罪讲话”，于是，“文字媒体的报道规模甚至超过了杀人事件（的报道规模）”。事后的结论是：导演并没有刻意的捏造行为。一个重要也是被批判得最多的例证：“高山病”。实际上确有一位摄制组成员在去途中因“高山病”而病倒，只是摄制组忙于照顾病人没有或不忍拍摄，于是在返途中导演决定“再现”这一幕。该片导演最后被停职降薪。翻阅一下纪录片史，就会发现，“搬演”和“再现”从来就是纪录片习用的手法之一，问题是：这种“虚构”的底线在哪儿？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他的几部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摩阿拿》、《亚兰岛人》中，都请土著居民“再现”了他们曾经有过但已经基本遗忘的渔猎方式，仍然具有人类学价值。这里的前提就是当事人“确实有过”，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还有一个底线，当许多逝去的事件不可即时纪录时，适当采用“搬演”时，在片中予以提示或标示。时代—华纳公司著名的“发现”频道中许多节目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全部影片不会因个别的“搬演”而有“全面失真”的危险。真实感，从前以及未来都是纪录片的命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