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制作成员(纪录片制作的基本流程)

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包括哪些主要步骤

剪辑，特效，调色，配音中国纪录片的成长和萎缩

《我们的留学生活》和它的制作人张丽玲近来因有报刊指其“作假”而不断出现在媒体的新闻榜上。这其中的琐碎是非不是我们关注的，但是这件沸沸扬扬的官司或“准官司”为我们回放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提供了一个话由。

在许多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1年的《望长城》，而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中国新纪录片的上限是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这实际是两条不同的线路，我们都要去追溯。

在某种意义上，《望长城》成为中国第一部最像纪录片的纪录片，长镜头，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而不是朗诵者、宣示者）主持人。很快成为一个范本，被跟从者效仿。这个范本的修正本或缩写本，则是1993年改版后的《生活空间》。而此前出现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纪录片编辑室》，则是相对独立的范式。虽然在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元素，但它们的相似不是或更多的不是互相的参照，而是导源于对国外纪录片的引进学习。

独立制片人蒋樾曾经为《生活空间》制作过30多条10分钟的短片。其中一个片子说的是国棉三厂一个女工早晨上班挤车的全过程。她的上班时间是7：30，早晨5点出门，换了单程倒了四次车，但赶到单位还是迟到了。

这样的片子当然是触动人心的。但独立制作者们在看了外国一些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后，就再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简单的记录了。日本小川绅介和美国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纪录片人从他们那儿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对现实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很快沉淀到底层的生活中去，吴文光、段锦川、蒋樾、康健宁等人全都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做一部片子，他们更耐心和平等地接近被拍摄者，捕捉最真实、最有质感和最有意味的生活场景。康健宁的《阴阳》、吴文光的《江湖》、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蒋樾的《彼岸》等篇幅较长的纪录片都是在漫长的等待、静观中打磨出来的，这些以独立制作的方式拍摄的作品取消了从前惯用的宣传片里的诸如旁白、解说和访谈等手法，更直接，更客观，更讲究生活的原汁原味，更能挖掘出生活中的问题 ————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问题，毫无疑问，朴素的形态和日常场景中蕴藏的深度使它们更接近正宗的纪录片。对于他们来说，走马观花地拍，等于是把好端端的题材浪费了。段锦川在一次访谈中就批评了某电视台拍摄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题材挺好，但是拍得非常糟糕，太仓促了，三天五天拍了一次，过了一个月又去拍了两天，就完了，弄了一个50分钟的。”段锦川的100分钟的《八廓南街16号》拍了一年，杨荔钠的《老头》拍了两年半，剪了半年。

标志着中国新纪录片进步的，不仅有理念和形式的本质转变，也有纯粹的技术的更新。数码技术的发展，使记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个人化，摄、录、编剪可以很轻松地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制作人可以更从容更自如地记录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态，它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吴文光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个人方式，拿着像笔一样小巧的dv机，他可以像作家写作一样做纪录片，他甚至开始用dv机来做日记。这种变化已经促使许多业外人不断进入纪录片的制作行列，这意味着很多新的可能性。

纪录片在前进，但纪录片的市场却在萎缩。比起九十年代初的一派繁荣，今天的纪录片似乎长时间地处于低谷状态。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最雄辩的证据就是纪录片没人放也没人看了。当年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我们的留学生活》能够创下那么高的收视率，按照一位资深纪录片人的说法，是因为制作者很能吃透国内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全力迎合，她提供的是国外也很流行的“肥皂纪录片”。电视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

其实纪录片不能成为收视的热门，在国外也是正常的，即使传媒发达如法国也只有一家电视台专放纪录片。但以中国纪录片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大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它实在不应该受到如此冷遇。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又压到了作者的箱底。随着纪录片栏目的日渐萎缩，电视台对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早已不像90年代初那么大张旗鼓。靠纪录片的制作者自己拿着录像带和高清晰的机器跑到酒吧和大学里去放映，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的留学生活》虽然是本期专题的话由，但是几乎不可能拿它作为样本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这一“事件”的许多情形截止到目前并未澄清。我们借用另一相似的版本来看。1993年发生在日本nhk的“作假”事件。著名的“nhk特集”中播出了《喜玛拉雅深处王国———木斯塘》，创作人员中有人向传媒揭露了其中的“作假”，引起巨大震动。nhk的会长震惊之余，在没有充分查实“作假”的情况下，就在电视上发表了“谢罪讲话”，于是，“文字媒体的报道规模甚至超过了杀人事件（的报道规模）”。事后的结论是：导演并没有刻意的捏造行为。一个重要也是被批判得最多的例证：“高山病”。实际上确有一位摄制组成员在去途中因“高山病”而病倒，只是摄制组忙于照顾病人没有或不忍拍摄，于是在返途中导演决定“再现”这一幕。该片导演最后被停职降薪。翻阅一下纪录片史，就会发现，“搬演”和“再现”从来就是纪录片习用的手法之一，问题是：这种“虚构”的底线在哪儿？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他的几部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摩阿拿》、《亚兰岛人》中，都请土著居民“再现”了他们曾经有过但已经基本遗忘的渔猎方式，仍然具有人类学价值。这里的前提就是当事人“确实有过”，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还有一个底线，当许多逝去的事件不可即时纪录时，适当采用“搬演”时，在片中予以提示或标示。时代—华纳公司著名的“发现”频道中许多节目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全部影片不会因个别的“搬演”而有“全面失真”的危险。真实感，从前以及未来都是纪录片的命脉所在。

jonne aaron资料

早在很久以前，网络上就“Negative中那个金发的到底是谁？——男孩还是女孩？”不断有人进行激烈的争辩。他具有非常柔和的面部轮廓和线条，长而耀眼的金发，全身像女孩子一般光滑的皮肤——如果Jonne是一个女孩，这一切也就不会让人如此惊讶了。而且他的星座是处女座，他喜欢穿女式的短小上衣，戴闪亮的丝绸围巾，当然他也喜欢化妆。在台下的Jonne非常害羞，总是没有勇气主动和别人搭话，即使他想找人聊聊，也宁可只是一个人坐着看别人。乐队的生活帮助他克服了一些胆怯。他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喜欢蜡烛和草莓，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虽然他的服装他的外貌以及经常亲吻乐队的其他成员的行为总会让人认为他是同性恋，但他并不是，他认为这只是兄弟之间的爱。总之，他就是天生的尤物，无可否认地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人们的焦点所在。

作为乐队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主唱、作词、作曲的Jonne Aaron常说，“要永远相信你的梦想”，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今年年初在芬兰播出了他的个人纪录片，叙述了一个小男孩如何不断追求梦想，从孤儿院中走出，成为摇滚明星的故事。他也希望能通过这个纪录片来帮助一些有家庭问题的孩子走出困境，用乐观的态度来积极面对。Jonne Aaron全名Jonne Aaron Liimatainen，他的妈妈是根据猫王Elvis Aaron Presley为他命名的，也许他从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和音乐的缘分。在他12岁那年，他的父母离婚了，他母亲长期酗酒使他不得不搬去父亲那里，但父亲这里的情况也不理想，他只能被送去了孤儿院。他的父亲送给他吉他并教他怎样弹奏，他的祖母则作为父母的结合体将他带大，并教会了他什么是爱什么是家庭。Jonne有两个兄弟，分别是弟弟Ville和哥哥Tommi。Tommi对他的影响很大，从小到大对他照顾了很多。他说他可以不在乎让父亲知道他抽烟，但他不能不在乎Tommi的意见。现在Tommi作为Negative的经纪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照顾着Jonne。他的童年虽然艰难，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他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飞行员，但是他不得不放弃了，因为他总是晕机。当他18岁离开孤儿院的后，他先去了一家幼儿园工作。他非常喜欢孩子，和他们一起唱歌，在他们睡熟后他独自一人弹吉他，从那时候起，他决定组建一个乐队。在幼儿园工作的经历使他学会了真诚地对待别人和音乐。乐队录制了一张小样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演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是没有唱片公司愿意和他们签约，因为唱片公司希望Jonne能够单独发展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最后几经周折，他们终于与当地的一家唱片公司GBfam签约，开始了初步的宣传和发展。

与别的摇滚明星不同的是，Jonne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简单而有趣的。自从他们在1997年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演出后，他对“甜蜜的摇滚生活”的幻想已经完全消失了。如今成功的摇滚乐是从血水和汗水中来的，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他们必须在得到别人的赏识之前就去无数的地方进行无数的演出，有些地方甚至都很难在地图上找到。Jonne患有哮喘，这对于一个摇滚歌手来说更是显得困难重重。他不得不随时随地带着呼吸器，甚至是在舞台上。大量的演出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他经常因为过度的工作而晕倒。有时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去三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三场演出。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必须在6天中去5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演出，同时还要在每个城市反复地和歌迷及公司代表见面，并且接受大量的采访，每两个采访之间的休息时间只有不可思议的一分半钟。艰苦奋斗换来的成绩是值得让人欣慰的，但这点成功并不能让Jonne感到满足，因为他的目标不仅仅在于芬兰和欧洲，而是整个地球，有必要的话甚至包括月球。

一些有关Jonne的其它：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Jonne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飞翔。

在巡演的路上，Jonne的“基本设备”之一是睫毛膏。

Jonne的座右铭：Life is an orange.它的含义是，尽管别人看见橙子艳丽的外表会想到它新鲜的内在，但通常它是腐烂的。

如果Jonne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话，他会说：1.生活是一个橙子 2.生活并努力地生存 3.永远相信你的梦想你上我百度的BLOG上看看把众所周知，芬兰以金属乐队而闻名，优秀的乐队也层出不穷，例如Nightwish，HIM，The Rasmus和Children Of Bodom，个个都是名声在外。但是在去年，大部分的芬兰音乐杂志都把Negative评为年度最佳乐队，其核心人物Jonne同时也在日本被评为“2004年度最佳摇滚明星(Rock Star of The Year 2004)”。Negative的处女单曲《The Moment Of Our Love》以及专辑《War Of Love》在芬兰得到了金唱片销量。《War Of Love》也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发行。Negative的第二张专辑的第一支单曲《Frozen To Lose It All》直冲芬兰单曲榜榜首。他们被称为新世纪的Guns’n’Roses。

乐队于1997年在坦佩雷组建，一开始只有3个成员，包括现在的Jonne和Jay。那时候他们还在读高中，风格类似于Nirvana，Jonne像Kurt Cobain那样负责吉他和主唱。Jonne把乐队命名为Negative，是因为他们的歌词总是描写积极的东西，充满了希望，与“Negative”这个代表着消极的词语正好相反，也包含了“生活就是由矛盾和冲突组成的”的含义，更展开说，这也包括了摇滚的“革命”的主张。同时由于Jonne对Nirvana的推崇，“Negative”某种程度上也出于有着和Nirvana有同样的首字母N的考虑。乐队随后相继加入了Antti，Larry，和Christus。他们以5人的阵容完成了第一张专辑《War Of Love》。在制作第二张专辑之前，乐队又加入了新成员Snack。这样便形成了乐队目前的阵容：Jonne Aaron (主唱), Larry (吉他), Christus (吉他), Antti (贝司), Jay (鼓) and Snack (键盘)。

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视觉系，因为主唱Jonne Aaron实在是太美了，我也承认当初被他们吸引是因为Jonne的美貌，不过音乐的确也是十分棒的。

引用Hit 的一句话：这支乐队，有Jonne这样的尤物，如果走稍微流行点的路子，应该不是现在的状态，而如果他们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美国乐队，恐怕早就成就大范围的名气，而不仅仅在芬兰和日本了。

Negative把自己的音乐风格称为“emo-rock”，也就是指Emotional Rock"n"Roll。尽管他们经常被拿来和芬兰的其他乐队作比较，例如HIM,TO/DIE/FOR,或是Sentenced，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受到过这些乐队的影响。他们的音乐源于芬兰的传统音乐，在抒情歌曲的基础上加入强劲的吉他***，歌词大多是美好而积极的，表达了各种感情，而不仅仅是愤怒。他们的音乐是美丽的旋律和摇滚的结合。对Jonne影响最大的还是Nirvana，Guns’n’Roses以及Aerosmith。乐队初期走的是post-grunge的风格，现在则处于哥特摇滚和华丽摇滚之间的位置，这并非是出于对商业的考虑，因为Jonne相信如果他们玩grunge也能挣得很好。音乐风格之所以和过去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正是因为每个乐队都需要几年的时间去摸索和创建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最初想成为一个朋克乐队，而他们现在正在做他们想做的音乐。随着人生的阅历和厂长的经验积累，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多彩绚丽的的服装复兴了华丽摇滚的传统，也是对Steven Tyler和Axl Rose的尊重，同时也反映出他们音乐的多重感情——也许这一点在第一次听他们音乐的时候还很难发现。他们不愿意像大多数芬兰乐队那样穿着黑色的紧身衣，发出单调乏味的呻吟，宣称无尽的消沉才是伟大的哥特本质，只为了自私地宣泄感情而忽视了歌迷的感受。Negative从来不会烦扰到听众，他们使听者振作，特别是在冰冷而又绵长的冬天给他以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