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纪录片制作(纪录片怎么拍摄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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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纪录片如何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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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影响被拍摄者的。无论采用哪种拍摄方式，拍摄者和镜头的存在，都会对被拍摄对象产生微妙的影响。纪录片制作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将人类天性中必然存在的表演性尽量削减到不影响主题呈现的地步。所以，对于人物纪录片的拍摄来说，前期的细致沟通，以及被拍摄者的主动配合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纪录片并不是真的就是隐形观察者和记录者。镜头下的生活，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必然是经过裁剪和选择的。重要的是，纪录片制作者是如何做出选择。这就涉及到了在纪录片领域一直存在的争议问题：什么是「真实」？


这个话题说开就很复杂了，其中最主要的话题是关于纪录片的道德伦理。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纪录片流派，例如「真实电影」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作品年表），他采用的方式就是俗称为「盯在墙上的苍蝇」，也就是拍摄者采用大量、长时间的拍摄，最后让被拍摄对象对镜头的存在习以为常，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他自己的生活，这样镜头就能拍摄到被拍摄对象基本放松状态下的生活。


很明显，这种拍摄方式的时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方式下拍到的镜头，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因为镜头已经长时间地深入到个人隐私领域，基于纪录片道德，在什么时候停止，以及在剪辑时如何选取片段，就成为最考验摄影和导演的底线。

另一种较为典型的美式纪录片就是《华氏911》（获得戛纳金棕榈奖），导演迈克尔·摩尔 采用的手法，是基于美国非虚构纪实写作的传统，并借鉴了很多剧情片的制作手法，同时又通过采访以及对采访的剪辑，加入了很多导演的个人观点。如果一定要说「真实」，它可能是只是「罗生门」式的真相中的一个侧面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也是纪录片的一种。


在这种纪录片手法中，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所有的被拍摄对象应该都阅读并签署过一份法律文件，声明允许导演在一定前提下对他们的采访进行剪辑。所有被拍摄者应该都处于公共领域，因此道德伦理问题相对不那么敏感。



国内纪录片观众比较熟悉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应该是日本纪录片那种类型。因为中国大多数纪录片工作者所受的训练，都是基于日本纪录片的制作方式（这一点可能和9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的纪录片老师大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有关）。中国纪录片观众比较熟悉的日本纪录片导演，应该就是小川绅介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应该是《三里冢》系列，以及《牧野村千年物语》。


小川绅介的拍摄方式简单地概括就是公社式拍摄方法，团员为一个题材一起共住，可以历时数载，记录所摄主题或主角最贴近生活的现实。这是真正地用生命在拍摄纪录片，也是我个人最为敬重的一种方式。


在这种拍摄方式中，纪录片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较为容易判断和处理。因为镜头下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生活，相对较容易对素材做出判断。但很明显，这种方式里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

只有在基于自己实际情况下做出了相应的道德伦理选择后，纪录片制作者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纪录片制作方式，同时也选择了所谓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纪录片中制作者是无法隐藏自己的，他必须要面对生活中最残酷的真相，并且做出相应的选择，以及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一点对于任何纪录片制作者来说，都是最艰难的考验。


例如，《千锤百炼》结尾的拳王争霸赛，主人公齐漠祥比赛中被打晕，最后直接送进了医院。如何拍摄这个事件，如何处理与主人公的关系，对这个结果是否需要干涉，干涉到什么程度，都是纪录片制作者所要面临的巨大考验（本片导演张侨勇拍摄完这段后据说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不可证伪的过程，生活是不可能像剧情片那样重来一次的，也不存在对错之分。所有的选择加在一起，就是制作者对这部纪录电影的态度和观点。

观众看到这一切，再结合自己的价值观，最后就看到了属于他个人的、无可更替的「真实」。

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方式

纪录片是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品，“好看”是纪录片的“核”。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好看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讲故事”。那么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笔者认为，故事是由矛盾构成的。我们在选材或者拍摄的时候，首先要看所拍摄的题材中有没有矛盾，能不能形成矛盾，创作中是否拍到矛盾或有故事化因素的情节细节。作者还要在后期的剪辑中，不妨使用设置悬念、人物铺垫、交叉叙事、加快节奏等故事片创作手法，以加强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在真实纪录的基础上，纪录片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故事片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悬念、细节、铺垫、重复、高潮等，这不仅是故事片的专利，也可以在纪录片中派上用场。一般说来，打击犯罪纪录片的收视率会高于普通纪录片，如《中华之剑》、《潜伏行动》曾经引起收视冲击波，画面故事中的未知元素构成了视觉的悬念。

纪录片故事化创作有这样几种不同形态：

1、画面语言直接叙述故事；2、对画面进行故事化剪辑；3、讲述故事兼有画面接应；4、话筒采访故事，配上相应的画面；5、解说词直接叙述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我们不管使用上述哪一种创作形式，纪录片都不应该是严肃的政治论文和哲学讲义，它应该是供人们观赏沟通的艺术品。而艺术品的主要价值就是好看。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纪录片中，已经大大加强了节目的故事性。象长纪录片《毛毛告状》、《伴》等，不仅片中有故事、矛盾，还有人物冲突。近日评出的第四届《中华荟萃》纪录片奖中，获得一等奖的《草台帮的头家》《简洁人生》、《马明山的故事》等节目都是故事性强、可视性强的作品。去年获得中国纪录片大奖的《陈小梅进城》、《纸殇》、《阮奶奶征婚》等，更是纪录片故事化的典范。

细节也是纪录片故事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细节的地方往往是最出“故事” 的地方。细节作为情节的一部分也直接参与故事，换句话说，细节是被“放大了”的小故事，纪录片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细节。日本获国际大奖的《小鸭子》里，编导在公园内野鸭成长迁移的过程中捕捉了这群野鸭中最小最弱的一只并用两个细节扣住观众心弦：一是当鸭群纷纷离开池塘，只剩最后一只最小的不能飞，它几次想条跳过最后一个石阶，却一次一次总是失败，它并不灰心，再跳，再跳……直至跳了十几次，才成功。这个细节在展示过程中，观众绷紧了神经，心也随着小鸭子的起跳而跳动。第二个细节是当鸭群长大，欲离开皇家公园时，所有的小鸭均挥舞着翅膀直冲云霄，惟独那只最小的鸭子试飞了一次又一次，毫不气馁的小鸭直至第八次才稳稳地升空与伙伴们会合。这一细节是鸭子故事的终结，也给了观众巨大的心灵冲击与感情洗礼。

然而今天，有些创作者一谈起纪录片的故事化，就害怕把自己的纪录片说成是故事片。实际上，我们把纪录片拍的象故事片那么好看不是更好吗！纪录片与故事片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的“虚构还是非虚构”。如果因为保持与故事片的距离而丢弃故事性，无疑是为了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